朱瑞,中国工农红军著名将领和杰出的政治工作领导者，1928年,他在苏联加入共产党。先后担任红军第五军团政治委员、第一军团政治部主任、第二方面军政治部主任等职务。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共中央北方局军委书记、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书记。抗战初期,朱瑞受周恩来派遭,到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政训处工作,为发展豫北统战工作和抗日救亡运动,作出很大贡献。1945年4月,朱瑞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他任延安炮兵学校校长、东北民主联军炮兵司令员兼东北军区炮兵学校校长。1948年10月在辽沈战役攻克义县的战斗中不幸牺牲。中共中央获悉朱瑞牺牲的消息,唁电东北人民解放军:“朱瑞同志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炮兵建设中功勋卓著,今日牺牲,实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之巨大损失。中央特致深切的悼念。望转令全军,继续为革命战争的彻底胜利而奋斗,以纪念朱瑞同志永垂不朽!”

一

     1905年,朱瑞出生在江苏省宿迁县一个家道中落的地主家庭。受家庭的影响,他幼年时爱听故事,古代爱国志士壮怀激烈的事迹常常使他激动不已,以致痛哭失声。他13岁入县立高小,遍读图书馆内藏书,尤其喜欢《岳飞传》、《七侠五义》、《水浒》三部书。从这些古典小说中,他汲取了爱国精神和扶弱抑强,铲除邪恶的正义感。

        1920年秋,朱瑞入徐州培心教会学校就读。两年后,他因发动学潮抗议校方虐待学生,被除名,转入南京一所私立中学。从这时起,他开始有计划地阅读进步书刊如《向导》、《新青年》、《三叶集》、《独秀文存》等,接触到各种思想:孙文主义、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他在追求真理的道路上思考,辨别,选择。当时,南京处在直系军阀齐燮元的统治之下,朱瑞如初生牛犊,勇敢地向反动势力挑战。在一次作文时,他以“拟孙文讨贼檄”为题,痛陈帝国主义侵略罪行和军阀政府的腐败无能,猛烈抨击齐燮元之流是祸国殃民的蟊贼。此举深得进步师生的赞许。

        1924年6月,朱瑞高中毕业,考取国立广东大学。广东是大革命的策源地,然而广东大学却在国民党右派邹鲁的把持下,一派死气沉沉。朱瑞对“广大”学校组织松懈,既无新事物,亦无新思想的状况颇感失望。一年后,莫斯科中山大学在广州招生,他立即报名,顺利地通过了考试,获准第一批去苏联学习。

        1926年2月,朱瑞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两个月以后,由丁祝华等人介绍,他正式加入苏联“少共”(即苏联共产主义青年团),从此,他确立了为共产主义自觉奋斗的人生道路。朱瑞所在的莫斯科中山大学第七班,是国共两党人才最集中的一个班,共产党人邓小平、左权、傅钟、李卓然和以后成为国民党中坚分子的谷正纲、邓文仪、康泽、郑介民等人,都在这个班里学习。国共两党日益尖锐的斗争在第七班也表现得最为激烈,在同国民党右派孙文主义学会针锋相对的斗争中,朱瑞完全看清楚国共两党的根本区别,以及国民党右派挂羊头卖狗肉,背叛孙中山先生的反动本质。

        1927年夏,朱瑞自莫斯科中山大学毕业,适国内蒋介石、汪精卫集团相继背叛革命,中国共产党开始独立领导武装斗争，急需军事人才,于是共产国际安排他继续留在苏联学习军事。当年秋后他转入莫斯科克拉辛炮兵军官学校,他以空前的热情刻苦用功,钻研军事,无论理论还是实弹射击均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在炮校他还参加了反对党内托派的斗争。1928年六七月间,经莫斯科中山大学校长米夫等6人介绍,朱瑞加入了苏联共产党，1929年9月他结束了在苏联的学习生活,取道欧洲回国。

        1930年1月,朱瑞辗转到达上海,住在先施公司东亚酒楼,等候组织上派人接头。然而半个月过去仍无人联系,朱瑞通过各种途径寻找党组织。这期间,他遇到许多从前的同学、朋友,其中有些人在革命的低潮形势面前消极退缩,甚至向反动派白首。朱瑞认识到斗争的严酷性,但是他从未动摇对党的信念。终于在3月下旬的一天,他偶遇邓颖超同志,在邓颖超的帮助下,中央组织部很快派人将他接到军委机关。

        朱瑞留在中央军委机关任参谋,他经受了两年白区地下斗争的考验。1930年5月,他参加在上海召开的红军代表会议,担任会议秘书工作。这次大会在李立三的主持下,通过了“左”倾盲动主义的决议案。大会结束后,朱瑞被派到鄂豫皖苏区传达会议精神,按照中央的指示将当地红军整编为红一军,推动所辖3个师向武汉方向发展。9月,朱瑞返上海,10月又赶赴武汉就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军委参谋长兼秘书长,协助长江局书记关向应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当时,由于李立三“会师武汉,饮马长江”军事计划的暴露,武汉的白色恐怖异常严重。朱瑞此行,抱定牺牲的决心。12月,中央鉴于武汉党的领导机关屡遭破坏,决定撤出长江局。关向应、任弼时、顾作霖先后撤离武汉后,长江局军委办事处及武汉市委的工作都由朱瑞承担。1931年2月,朱瑞奉召回到上海,主持军委兵运科办的兵暴训练班,培养对国民党部队进行策反的骨干。1931年4月,因顾顺章被捕叛变,中央决定这部分同志转移到苏区。12月朱瑞从上海动身赴江西。

        1932年1月,朱瑞到达中央苏区所在地瑞金,先后担任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部科长、五军团干部训练队政委、红军学校政治教员等职。3月,红军第一、第五军团组成东路军,挺进闽西南,攻克漳州等地。这一仗,朱瑞随五军团行动,担任十五军政治委员,稍后又调任红一军团第三军政治委员。朱瑞和军长徐彦刚率领红三军,参加了6月发起的水口战役和8月乐安、宜黄战役。

        1932年12月,朱瑞调红五军团任政治委员。五军团是由宁都暴动之国民党第十六路军改编的,朱瑞到任后,在部队中加强党的组织建设,贯彻红军政治工作条例,团结各级指挥员,肃清旧军队的影响,使部队的纪律性明显加强,政治素质和战斗力得到提高。在董振堂、朱瑞、刘伯坚的领导下,五军团在反“围剿”战斗中屡建战功。

        1933年2月,蒋介石调集50万兵力,向中央苏区发动第四次“围剿。朱德、周恩来指挥红一方面军,集中主力,大兵团伏击,于2月27日取得歼敌两个师的黄陂大捷。战斗中,朱瑞亲临前线,冒着枪林弹雨,鼓舞土气,指挥作战。3月21日,朱瑞和董振堂又指挥五军团在草台岗配合一、三军团消灭敌人一个师,至此,第四次“围剿”被粉碎。

        1933年9月,红一方面军开始第五次反“围剿”。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统治中央,其在苏区的代表博古、李德在作战指导上实行了一系列错误指挥,红军所进行的许多战役、战斗连遭失利。根据过去反“围剿”作战的成功经验,朱瑞和董振堂曾提出“避免正面作战和阵地战,于运动中侧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正确战术,但是被“左”倾错误的领导者所拒绝。12月中旬,五军团在德胜关同优势之敌展开堡垒对堡垒的阵地战,尽管红军顽强战斗予敌以大量杀伤,仍然被迫放弃了阵地。之后,五军团退守建宁、泰宁、广昌等地,根据地日渐缩小。

        1934年1月,第二次中华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于瑞金召开,朱瑞当选为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8月,他调任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9月,参加兴国保卫战。1934年10月,红军被迫退出中央革命根据地,开始了艰苦卓绝的万里长征。

        1935年1月,中共中央在贵州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全党的领导地位,朱瑞坚决拥护毛泽东的正确领导。6月,红军一、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中央召开两河口会议,确定了北上建立川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方针。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却公然违抗这一方针,挑起了一场分裂红军的严重斗争。在这场斗争中,朱瑞始终站在中共中央的正确立场上,坚决反对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行为。他向一军团干部传达中央两河口会议、俄界会议的决定,配合军团政治委员聂荣臻进行深入细致的政治工作,统一了广大指战员的思想,巩固和团结了部队，为战胜张国焘分裂主义,胜利完成长征提供了可靠的保障。

        1935年10月,红一方面军终于走出草地,到达陕北革命根据地。紧接着举行了直罗镇战役,当战斗激烈进行时,敌人冲至军团部附近,聂荣臻、左权、朱瑞亲自组织机关直属部队进行阻击。

        1935年底,中共中央于陕北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根据会议制定的东渡黄河,进入山西作战的战略计划,红一方面军发起东征战役,朱瑞随一军团渡河东征。1936年5月,他又参加了彭德怀统一指挥的西征军,进军陕甘宁三省边界广大地区,一方面扩大和巩固西北抗日根据地,同时准备迎接二、四方面军。8月,一军团进驻固原、海原、同心城一带,朱瑞和邓小平带领四师留在七营川地区,开展对东北军的统战工作。朱瑞向东北军官兵讲解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与何柱国军长就彼此防区等事宜进行谈判。

        1936年12月,应红二方面军总指挥贺龙的要求,中央军委任命朱瑞为红二方面军政治部主任。朱瑞在红二方面军工作了半年,在部队政治制度的健全,基层党支部建设以及促进内部团结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获得红二方面军领导人贺龙、关向应的好评。

二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朱瑞奉中央之命,于7月下旬到太原,就任中共中央北方局军委书记。此时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局面已经形成,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政训处长李世璋鉴于部队纪律涣散,战斗力低下,在华北正面战场节节溃退的状况,请求中共方面速派得力干部,协助一战区的政治工作。9月初,朱瑞即受中共中央代表周恩来之命,赴一战区司令长官部驻地邢台,参与其政训处工作,战区司令长官程潜任命他为上校主任秘书。不久,朱瑞随一战区沿平汉线撤至河南新乡。

        朱瑞一到新乡,便应国民党豫北师管区司令张轸之邀,担任师管区军政干部训练班教官。张轸的目的,是想借重共产党八路军的威望,招揽人才,扩充实力，朱瑞则认为,训练班可以作为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培养抗日干部的一个合法讲坛。同张轸建立统战关系也是可能的,北伐战争时,张轸曾在程潜第六军任团长,受六军党代表林伯渠的影响,对共产党有所了解,当时,张轸不满蒋介石排斥异己的作法,在豫北师管区部队里发展第三党。根据这种情况,朱瑞接受了张轸的邀请,同时坚持中共原则立场,向张轸明确表示:“我是从八路军来的,我只能教我们那一套。”

        训练班下设一个军官队,一个学生队,朱瑞主要以学生队为对象开展工作。当时,新乡已成为华北抗日战争的前沿阵地,云集了大批奔赴抗日前线的爱国青年学生,其中,有开封、直南、豫北各地方党动员组织到新乡的进步学生,也有平津流亡学生,学生队的100多名学员即由这些青年学生组成。朱瑞在学生中已有共产党员的基础上,秘密建立中共支部,支部下设党小组,形成一套严密的组织。从学生队建队之日起,党的组织一直在里面发挥着领导作用,使之成为完全区别于军官队的一支共产党的抗日干部队伍。

        朱瑞主要讲授“游击战术”课程,此外,还经常对学员进行政治、军事、时事演讲。他分析抗日战争的局势和前途,阐述中共全面抗战略的路线,讲解毛泽东关于游击战的战略战术以及游击战争在抗战中的战略地位,抨击国民党军队政治上的腐败和军事上的溃退。朱瑞讲课生动、精辟,“既有很强的理论性,又有丰富的实际知识,加之他言教和身教一致,所以更加生动感人,大部分学员纷纷向他靠拢,使那些国民党教官显得相形见绌”。满怀抗日热情的青年学生,经过训练班的学习,接受了中共抗日主张,坚定了抗战必胜的信念,他们中间一些人加入共产党,大部分加入了中共外围组织“民先”。朱瑞所讲的内容,不仅在学生中产生了积极的作用,而且受到军官队的欢迎。这种情况,使国民党特务惶恐不安,他们将参加复兴社的学生插进训练班,蓄意制造谣言,捣乱正常的学习秩序,甚至用寄子弹的方式对朱瑞进行恫吓。朱瑞义正词严地揭露这种破坏抗战,破坏统一战线的卑劣行径,他坚定地说:“你们想杀我,我们共产党人从来是不怕死的。”朱瑞无所畏惧的言行,挫败了国民党特务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阴谋。

        豫北师管区军政干部训练班开始设在新乡农林学校,1937年10月下旬搬到辉县百泉乡师。第一期学员于11月下旬结业,学生队的分配去向一是编入张轸的部队,二是散到豫北各县。12月中旬,师管区同其他国民党部队合并,成立补充第二师,在焦作集中改编,训练班的学员(包括已结业分下去的)也集中到焦作。根据形势的变化,朱瑞决定学生队一部分学员随张轸的部队南渡黄河，在国民党军队中继续开展政治、统战工作,其余学员,由他和刘子超带领,转移到山西晋城。为了培养大批抗日干部以适应抗战需要,朱瑞以学生队为基础,在晋城创办了华北军政干部训练所(简称“华干”)。“华干”完全按我党的方针办学,“先后办了五期,训练青年干部约两千人”,这些干部成为坚持华北敌后抗战的重要力量。

        为了有利于统战工作的开展,朱瑞到新乡后,本着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与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协商,在新乡设立了十八集团军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联络处,朱瑞任联络处主任。联络处成立后,北方局先后派朱则民、唐天际等同志到新乡,参加联络处的工作,并为联络处配备一部电台,直接同周恩来联系。联络处办公地点在新乡火车站附近的交通旅社,其间,一战区司令长官部曾一度移驻获嘉,朱瑞率联络处人员随往。不久,一战区改变向西经沁阳、济源撤过黄河的行军路线,由获嘉经新乡沿平汉线撤至郑州,朱瑞亦由获嘉返回新乡,并脱离撤过黄河的一战区司令长官部,仍以十八集团军驻一战区联络处主任的名义,对友军进行统战联络工作。

        朱瑞领导的十八集团军新乡联络处,积极开展对一战区的统战工作,联络国民党上层军官,宣传党的团结抗日方针,争取友军坚持华北抗战。一战区政训处长李世璋,是程潜的心腹人物,曾当过黄埔军校政治教官,又是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的老部下。朱瑞通过李世璋,依靠在政训处工作的中共同志,帮助国民党建立军队政治工作,在友军中宣传旧军队必须实行政治改造,才能提高战斗力,从而有效地抗日的道理。唐天际还帮助李世璋起草军队政治工作方案及实施办法,准备在整个战区推广。

        联络处除了以一战区司令长官部为对象进行统战活动外，与一战区所辖各部队也建立了联系。朱瑞经常派朱则民以八路军总部联络参谋的身份,到直南、豫北各地友军中活动,扩大八路军的影响,推动友军坚持抗战。国民党五十三军一一六师吕正操团在中共的影响下,坚持冀中抗日,没有随万福麟的五十三军南撤。五十三军撤到豫北时,万福麟手下的人散布流言,说八路军在友军中挖墙脚,要联络处负责把吕正操团归还五十三军建制。朱瑞分析情况,认为这一事端可以通过谈判交涉的方式解决,遂派朱则民赴林县五十三军军部,见到军长万福麟和一一六师师长周福成,声明对于吕团坚持敌后抗日,我们的立场是坚决赞成,吕团的这一举动也是万军的光荣,一一六师的光荣,相信你们也是支持的。经过交涉,万军不再提吕团是八路军吃掉的,继续同八路军保持共同抗日的关系。当时,联络处同高树勋、宋哲元、石友三、孙殿英、丁树本等部,都建立了统战关系。朱瑞经常与中共派到这些部队里的同志联系,交换情况,对他们的工作及时进行指导。

        朱瑞随一战区撤到新乡时,和李世璋商量,趁局势相对稳定的时机,在新乡办两件事,“一件动员群众抗日,一件是训练游击干部”。当时,新乡地方政治条件比较有利,豫北师管区司令张轸、国民党新乡督察专员王尹西都是北伐时期程潜第六军的团长,因此,新乡很快成立了豫北抗日民众动员委员会。这是全国第一个民众动员组织,是国共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产物,中共党员王百评、刘西瑞、吴宪、王黎夫、郭海长等在里面工作。“动委会”通过集会、演剧等多种形式,积极从事抗日宣传,在不长的时间内做了大量工作。朱瑞非常关心“动委会”的抗日宣传活动,他以八路军代表的身份在“动委会”组织的群众集会上演讲,号召民众誓死不当亡国奴,反对汉奸投降卖国。在中共的领导和推动下,新乡的抗日救亡运动开展得轰轰烈烈,各阶层的抗战热情空前高涨。

        朱瑞除了合办训练班外,在其它方面也同张轸进行了有益的合作。中共豫北特委成员刘聚奎,在家乡博爱县发动农民,宣传抗日,被国民党县长吴明浚软禁。朱瑞得知这一情况,立即找张轸交涉,指责这一行为破坏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张轸便写信给吴明浚,令其释放刘聚奎。当时朱瑞根据豫北民间枪支较多和山川丘陵便于游击的有利条件,计划以盂县为中心,开辟豫北敌后抗日根据地。为此,朱瑞曾要张轸做收编地方土匪的工作,并有计划地将训练班学生队的学员分派豫北各县,为建立抗日武装,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做准备。由于张轸的部队受编撤过黄河,朱瑞的这个设想没有完全实现。

        朱瑞十分注意与地方各界的联系,他邀请地方知名人士座谈,宣传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宣传全民族抗战的前途和意义,激发他们的民族自尊心和抗日热情。国民党河南省政府委员郭仲隗是新乡县大召营村人,早年参加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在新乡地方颇有影响。此时郭被派驻新乡督促协助三(安阳)、四(新乡)两区专员县长抗战。朱瑞积极做郭仲隗的工作,通过他在国民党新乡地方报纸《豫北日报》进行抗日救国的宣传。朱瑞还指示郭仲隗的儿子、中共党员郭海长,搜集当地军政要员的情况,印刷出版朱瑞在训练班的讲义《游击战术讲话》,安置过往抗战人员,将流亡到新乡的青年学生输送到太原、临汾、晋城等地学习和工作。郭海长的特殊身份,保证了这些工作的顺利进行。原国民党豫北特派员、焦作扶轮小学校长韩秩吾,思想进步,大革命时期即倾向共产党。为了争取他参加抗日阵营,朱瑞对中共豫北特委作了许多具体的指示,要他们做好韩秩吾的工作。经过地方党组织的努力,韩秩吾响应中共关于国共合作的主张,密切配合共产党的行动,做了许多有益于抗日的事情,扶轮小学也成为党在焦作宣传抗日,培训干部的一个重要阵地。朱瑞通过各种方式,同地方绅士建立联系,用自己的言行使他们了解共产党,拥护共产党的抗日主张,他个人也赢得了绅士们的信赖。当朱瑞决定自行创办“华干”的消息传出,一些热心于抗日事业的地方绅士纷纷解囊,予以资助。

        朱瑞一方面利用国共合作的局面,在友军及社会各阶层,广泛地、卓有成效地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同时,他又以中共中央北方局代表的身份,活动于豫北、直南、晋南一带,负责地方党组织的建立、恢复、发展,以及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的创建工作。

        1937年10月,日军占领邯郸,即将侵入豫北。朱瑞和豫北特委的同志分析战况,认为国民党军队可能炸断黄河铁桥,迟滞日军南下,中共党组织间的联系将因此受到影响。于是,特委委员程明升携朱瑞亲笔信,赴开封向中共河南省委转达将黄河以北地区党组织划归北方局代表朱瑞直接领导的意见,省委同意了这一意见。为了统一领导,协调行动,11月,朱瑞在焦作建立了中共晋冀鲁豫边省工作委员会(对外称“八路军驻国民党第一战区联络处训练部”),下辖豫北、冀南、晋南、鲁西4个特委(鲁西特委未联系上),张萃中任书记。稍后,北方局陆续派聂真、王卓如、薛迅等同志到焦作,参加省工委的领导工作。省工委积极恢复、发展豫北及其他地区各级党组织,动员城乡民众,掀起抗日救亡热潮。朱瑞对于省工委宜传、组织、军事、统战、政权诸方面工作,给予许多直接而具体的指示。

        1938年2月,日军迫近新乡,朱瑞指示豫北特委迅速组织道清抗日游击支队,坚持敌后抗战。2月16日新乡沦陷,日军沿道清铁路继续西犯,朱瑞带领省工委朝山西方向转移。至阳城县横河镇,朱瑞召集会议,代表北方局宣布撤销晋冀鲁豫边省工委和豫北特委,成立中共晋豫特委,聂真任书记。同时,决定组建以唐天际为司令员,方升普为参谋长,敖纪民为政治部主任的八路军晋豫边游击支队(简称“唐支队”)。不久,道清支队、唐支队即活跃在晋豫边敌后战场,袭扰打击敌人,极大地鼓舞了人民的抗日信心。

        朱瑞随一战区退驻邯郸时,曾会见中共冀南特委负责人张玺,指示他迅速恢复与大名以南各县党组织的联系,成立直南特委,并利用各方面的关系,抓紧时机,建立与扩大抗日武装。朱瑞同意派刘大风去直南开展这项工作。刘大风到清丰后,很快与坚持这一带斗争的平杰三、王从吾、刘汉生、张增敬等同志取得联系,根据当时直南的政治军事形势,他们决定先在工作比较有基础的地方,利用合法名义,建立抗日武装,为此,朱瑞派朱则民与石友三一八一师中的中共同志张克威、袁也烈联系,由他们出面,征得石友三同意,正式建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一八一师游击队。不久,一八一师向南撤退,朱瑞又通过在高树勋部当参议的中共党员唐哲明,与高树勋协商,将一八一师游击队改名为河北民军第一路第四支队。朱瑞十分关心这支部队的成长,及时调肖汉卿、陈耀元、漆汉臣3位红军干部到四支队担任领导工作,把红军的光荣传统、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带给部队,加强部队的军事训练,大大提高了四支队的军政素质。四支队在战斗中发展壮大,成为冀鲁豫边区的一支抗日劲旅。1938年1月,中共直南特委正式成立,朱则民受朱瑞之命调往直南,负责特委的工作。

        抗战初期,中共新乡地方党组织由于朱瑞的到来有了一个新的发展。1937年10月,中共新(乡)辉(县)获(嘉)中心县委在新乡成立,蔡厚信任中心县委书记。年底,豫北特委委员程明升遵照朱瑞的指示,在新乡举办短期党员训练班,培训抗日骨干。当时,新乡的“永生书店”是党组织的一个活动联络点,朱瑞经常去那里同中共地方党同志会面,听取汇报,研究决定问题。朱瑞编写的有关军队政治工作和抗日游击战战略战术问题的讲义,也由“永生书店”印成小册子,出版发行。朱瑞十分重视建立发展新乡抗日武装,他指示新乡地方党的同志,深入乡村,发动青年学生和农民,组织抗日武装。对于如何组织民众,如何保存发展队伍,队伍拉起来后用什么名义,如何取得给养,朱瑞都作了详尽的说明，1938年2月15日,在日军进逼新乡近郊,国民党驻军弃城南逃的紧急关头,李毅之、许冠英等共产党员毅然举起武装抗日的旗帜,平汉抗日游击支队在新乡诞生了。

        朱瑞在新乡期间,有一本介绍红军将领的小册子(其中有介绍朱瑞的内容)在新乡流行很广。从党内同志到普通老百姓,凡看了那本小册子,知道他是红军著名将领的,无不对他肃然起敬。他平易近人,作风朴实,有时到友军做工作,连马也不骑，与前呼后拥的国民党军官恰成鲜明的对照。他走到哪里,就把工作做到哪里,不放过一点空隙,“向每一接触的人去宣传”,用自己的言行,扩大共产党八路军的政治影响。他经常到焦作、晋城一带布置工作,在火车上,就和铁路工人攀谈,了解他们的生活疾苦,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他在街上行走时,也常常被群众围住,请他讲八路军的情况,解答有关抗战的问题。

        在河南期间的工作,朱瑞自己认为是他“工作最有成绩时代之一，……在许多友军中建立了联系,……主办了张轸之干训班,自己创立了“华干”。·……找到了,整理了,发展了几个地区的党。创造了及发展了地方武装,打下了我党我军在直南、豫北、晋南坚持游击战的基础。在这些工作中也改造了自己的作风，……锻炼了自己独立工作,决定方向,克服困难的能力。有了这一时期工作的考验,我才在实际工作上开始向全面领导才能去发展。”

        1938年夏,朱瑞改任中共中央北方局组织部长。9月他去河北,作为八路军驻鹿钟麟处的代表,负责处理中共同国民党河北省政府之间的关系。工作约2个月才回北方局。

三

        1939年5月,党中央派徐向前和朱瑞前往山东,以加强山东敌后抗战的领导。6月下旬到达沂蒙南部山区,同山东党政军领导人郭洪涛、张经武、黎玉等会合,传达中央及八路军总部对山东工作的指示。8月1日,山东纵队经过整编,改称八路军第一纵队,徐向前任司令员,朱瑞任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8月9日,建立山东军政委员会,朱瑞任书记。10月,郭洪涛赴延安,朱瑞接任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书记。

        当时,山东敌后根据地经过抗战初期大发展阶段,呈现敌我顽斗争错综复杂的局面。日军不断对抗日根据地实行大规模“扫荡”,国民党也时常制造磨擦,千方百计限制共产党及其军队的发展。朱瑞和山东分局的领导同志审时度势，制定了一系列正确的政策、策略。在对敌斗争方面,八路军坚持敌后游击战争。放手发展人民武装,内线作战与外线作战相结合,积极捕捉战机,打击敌人的薄弱环节。在统战工作方面,确定了拥护于学忠,打击沈鸿烈,联合东北军,消灭顽固派的方针。                                                               

        朱瑞亲自负责同东北军于学忠部的统战工作,通过联席会议,互通情报,交换代表等方式,争取东北军中立、抗日。对沈鸿烈、秦启荣为首的顽固派的反共磨擦,则在政治上揭露,军事上坚决打击。

        到1940年底,抗日军民粉碎了日军多次疯狂的“扫荡”,开辟和巩固了鲁南、鲁西、冀鲁边、清河、胶东、滨海等10块根据地,根据地普遍建立了党的组织和民主政权。1940年夏季召开了山东联合大会,选举产生了省参议会,成立了山东战时工作委员会(简称“战工会”,省政府形式),山东已成为华北敌后抗战的重要战略基地之一。

        1941年11月,日伪军纠集5万余人,由其派遣军总司令畑俊六亲自指挥,分五路对山东党政军领导机关所在地沂蒙山区实行“合围”。朱瑞、罗荣桓等果断指挥分局机关和一一五师师部跳出合围圈,转至外线作战。经过50多天艰苦战斗,消灭日伪军2000余人,粉碎了敌人的“扫荡”。在这次反“扫荡”中,朱瑞的爱人、山东分局妇女委员陈若克不幸被俘牺牲,他们未满月的儿子也一同遇难。

        山东抗日战争进入最困难的1942年。3月,刘少奇由苏北返回延安,途中受中央的委托到山东检查、指导工作。在刘少奇的帮助下,山东分局召开扩大会议,分析形势,总结经验教训,明确了困难时期的主要任务是充分发动群众,巩固根据地和各级民主政权。会上,朱瑞代表分局作了《抗战四年来山东我党工作总结与今后任务》的报告,号召根据地军民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动员起来,争取优势,争取最后胜利。5月上旬,朱瑞带领干部工作团分赴临沂、日照两县农村,进行减租减息试点工作,取得经验后,6月下旬即在山东全面铺开减租减息运动。山东分局还根据中央部署,开展整风学习,实行精兵简政,落实政权建设中的“三三制”政策。这些措施为度过困难时期,争取反攻形势的到来准备了充分的条件。

        1943年春,山东抗战形势已趋向好转。3月,朱瑞在军政工作会议上作《1942年敌我斗争形势与对敌斗争的任务》的报告,要求广大军民巩固、扩大已有的成绩,将对敌斗争发展为全面的工作与群众性运动。5月,国民党李仙洲的九十二军与于学忠部换防,朱瑞和分局领导同志抓住时机,利用于、李之间的矛盾,“乘于出鲁,拒李深入”,使长期被分割的沂蒙根据地连成一片,从根本上改变了八路军在三角斗争中的被动地位。

        1939年至1943年,朱瑞作为山东党政主要负责人之一,对于山东抗日根据地的成长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在山东工作的4年时间里,他撰写了大量报告、指示、文稿,内容遍及政治、军事、统战、党的建设、政权建设、群众运动各方面的工作,显示了他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和全面出色的政策领导水平。

        1943年9月,朱瑞赴延安参加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七大”召开前,代表们在中央党校集中学习、整风。一年后整风进入联系实际的阶段,朱瑞全面回顾参加革命以来的斗争经历,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严格剖析自己,检查了工作中存在的某些缺点和错误。1944年4月,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隆重召开,朱瑞出席会议,担任山东代表团副团长。

        1945年2月,八路军第一所炮兵学校在延安创建,朱瑞考虑到自己在苏联学过炮兵,可以在人民军队的炮兵建设中发挥专长。“七大”闭幕后,他向毛泽东主席汇报了自己的想法,不久,他被任命为延安炮兵学校代理校长。

        1945年9月,中央军委下达《关于加强炮兵建设的指示》,决定将延安炮兵学校迁到东北,接收日军的装备,组建人民炮兵。10月下旬,朱瑞率领炮校师生抵达沈阳,立即分赴东北各地,收集日军散落的炮兵器材,朱瑞还先后两次同苏联远东方面军交涉,索回了他们拉走的部分火炮和弹药。到1946年5月,共收集到各种火炮700余门,炮弹50万发,以及大批器材、零件,为东北人民炮兵奠定了初步的物质基础。

        1946年夏季,延安炮兵学校改名东北军区炮兵学校(1949年为纪念朱瑞改称朱瑞炮兵学校),朱瑞仍任校长。为了培养合格的炮兵指挥员,他倾注了大量的心血,炮校各项工作,从教师配备、招生对象、教学内容到器材设备、后勤保障,他无不具体过问。他为学校规定了“学与用相结合”的教学方针,学员通过课堂学习、训练和实战锻炼,较快地掌握了炮兵作战的技术、战术。到1948年辽沈战役前夕,东北军区炮兵学校共培养2000多名干部,不仅满足了东北炮兵发展的需要,还为兄弟部队输送了数百名炮兵干部。

        随着人民解放战争形势的发展,炮兵的作用日益突出,1946年10月,东北军区正式组建炮兵领导机构,朱瑞担任东北军区炮兵司令员兼炮兵学校校长，他通晓苏军炮兵的战略战术,但是绝不机械地照搬苏联的作法,在炮兵建设的指导思想上,他认为必须从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尚在初建阶段及其所面临的迫切的军事任务出发,创造一套既符合中国炮兵发展特点,又不违背炮兵兵种一般作战法则的战术原则。

        朱瑞具有丰富的理论知识,更注重从实践中总结经验。1947年,东北民主联军发起三下江南、四保临江战役。战役结束后,朱瑞主持召开首次炮兵会议,及时进行战役总结。1948年4月,东北炮兵经过上一年度的夏、秋、冬三大攻势之后,又在哈尔滨召开了第二次炮兵会议。会上,朱瑞作了《一年来炮兵建设与作战的总结报告》,他集中广大指战员的智慧和经验,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高度,提出并完善了一系列适合我军当时情况的战术原则,如步炮协同,攻坚作战,直接瞄准,抵近射击,集中使用火力,“快、准、猛”等等。这些战术原则,对于人民军队的炮兵建设具有重大意义。

        1948年8月,东北人民解放军炮兵已发展到16个团,拥有各种口径火炮4700余门,这时,著名的辽沈战役开始了。9月12日我军包围义县,10月1日发起总攻,不到6小时就将守敌全部歼灭,胜利揭开了辽沈战役的序幕。

        这次攻城战斗,炮兵使用了刚缴获的美制榴弹炮,为了及时总结经验,朱瑞在战斗尚未完全结束的情况下离开指挥所,去察看轰毁的突破口。不幸触发了地雷,他在战场上为人民的解放事业流尽了最后一滴血,时年43岁。

 

    主要参阅资料

  1 朱瑞:《我的历史与思想自传》(1944年4月)。

    2 朱瑞在延安整风时的发言记录(摘抄)。

    3 郑建英:《朱瑞》,载《中共党史人物》第15卷。

    4 《中国人民解放军大事记》,军事科学出版社。                      

    5 李世璋:《中原抗战——关于第一战区的回忆》。

    6 傅大章:《回忆新乡“师管区军政干部训练班”的情况》。

    7 唐铁田:《朱瑞同志在晋东南》,《河北文史资料》第五辑。

    8 朱则民:《回忆八路军新乡联络处》。

    9 郭海长:《抗战初期的新乡》。

   10 安明:《冀鲁豫边区第一支抗日武装》。

   11 唐天际、王从吾、王卓如、刘聚奎、程明升、高锦明、王黎夫、张天性、李直臣等同志的回忆。